我在上海看见过一辆跑车，我围着这红色的车转很多圈，并且仔细观察。这个时候车主出现自豪中带着鄙夷地说：干什么哪?

当年冬天即将春天，长时间下雨。重新开始写剧本，并且到了原来的洗头店，发现那个女孩已经不知去向。收养一只狗一只猫，并且常常去花园散步，周末去听人在我旁边的教堂中做礼拜，然后去超市买东西，回去睡觉。

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。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，没有前途，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，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，诗的具体内容是：

于是我充满激情从上海到北京，然后坐火车到野山，去体育场踢了一场球，然后找了个宾馆住下，每天去学院里寻找最后一天看见的穿黑色衣服的漂亮长发姑娘，后来我发现就算她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能够认出，她可能已经剪过头发，换过衣服，不像我看到的那般漂亮，所以只好扩大范围，去掉条件黑、长发、漂亮，觉得这样把握大些，不幸发现，去掉了这三个条件以后，我所寻找的仅仅是一个穿衣服的姑娘。

北京最颠簸的路当推二环。这条路象征着新中国的一路发展，就两个字——坎坷。二环给人的感觉就是巴黎到莫斯科越野赛的一个分站。但是北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平的路，不过在那些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匪夷所思地冒出一个大坑，所以在北京看见法拉利，脑子里只能冒出三个字——颠死他。

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《三重门》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，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，风沙满天，建筑土气，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。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，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，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，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，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，觉得上海什么都好，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。

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，学习和上学，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，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。